红军长征途中，中央开了许多重要会议。毫无疑问，每次会议都有所要解决的具体问题。但是，从宏观上看，可以将长征途中的中央主要会议大致分为三个系列的会议。
第一个系列会议，是前面所讲的从通道会议开始的、以遵义会议为代表的、直至会理会议的近10次会议。这个系列会议的一个重要历史作用，是最终地巩固地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实际主要领导地位。
第二个系列会议，是从本文所要讲的两河口会议开始，直到俄界会议，约有7次。这些会议，不断地为统一红军会师后的战略行动方针而与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展开斗争。
第三个系列会议，是从哈达铺会议开始，直至到达陕北所召开的6次会议。这些会议为中央红军到达陕北而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战略部署。
1934年12月12日在湖南通道县城召开的通道会议。
通道会议是中央红军在面临危机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紧急会议，从危机中挽救了3万多中央红军。会议的历史作用是毋庸置疑的，没有通道会议，就没有通道转兵，没有通道转兵，也就没有贵州的黎平会议。因此，通道会议不仅挽救了3万多中央红军，还为黎平会议和以后的遵义会议召开奠定了基础，同时，“实际上开始了毛泽东在军事上的领导”，此次会议是红军长征中一次具有战略意义的伟大转折，是红军从失败走向胜利的起点，在我党我军历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1934年12月18日在贵州省黎平召开黎平会议
黎平会议是以遵义会议为伟大标志的系列会议中的第一次重要会议。具体表现在:第一，决定中共中央和红军的命运和未来；第二，否定错误军事路线；第三，中国革命重新走上正确路线；第四，坚定信心；第五，从逆来顺受到自作主张的转折点。
1934年12月31日-1935年1月1日在贵州省瓮安县召开猴场会议
猴场会议是红军进入贵州后，于遵义会议之前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它初步恢复了党的优良的政治工作的传统；复活了毛泽东同志正确的军事方针，为红军长征的胜利作了准备；确立了政治局决定重大问题的原则，为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奠定了基础。
1935年1月15-17日在贵州省遵义召开遵义会议
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会议。在极端危险的时刻，挽救了党和红军。这次会议开始确立实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幼稚走向成熟。
1935年2月在云南省扎西(今威信)召开扎西会议
扎西会议是长征中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实际上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和最后完成。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分工和遵义会议决议的正式成文，都是这次会议最后完成的。这次会议为实现长征中的战略转变，进行了切实的指导和部署。同时开始了以负党中央总的责任的张闻天和红军实际上最高领导的毛泽东互相配合，领导全党全军的新格局。
1935年5月12日在四川省会理召开会理会议
会理会议针对当时部队的思想情绪，进一步阐明了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动作战才能摆脱敌人重兵包围的作战方针。会议总结了遵义会议以来在川滇黔边实行大规模运动战的经验，讨论了渡江后的行动计划，决定立即北进，抢渡大渡河，向红四方面军靠拢。
1935年6月26日在四川省懋功以北召开两河口会议
会议正确分析了国内的政治形势，强调坚持北上抗日的方针和党对红军的领导。否定了张国焘的错误主张，明确提出北上建立陕甘革命根据地，以便领导和推动全国抗日运动的战略方针。会议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两河口会议为实现党和红军北上抗日和领导全国抗日运动的伟大战略目标奠定了基础。
1935年7月21-22日在四川省黑水县泽盖乡芦花村召开芦花会议
芦花会议全面总结了四方面军的历史经验。四方面军领导人在会上开诚布公地交换意见，对于增进一、四方面军之间的相互了解与兄弟团结，统一部队组织与指挥，起了一定的作用。
1935年8月4-6日在四川省松潘县毛儿盖的沙窝寨(今血洛)召开沙窝会议
沙窝会议对于加强1、4方面军的统一领导与团结，坚定创建川陕甘根据地的必胜信心，起了积极的作用。同时，这次会议也开始公开暴露出张国焘与党中央的政治分歧。
1935年8月20日在四川省松潘县毛儿盖召开毛儿盖会议
1935年9月2日在四川省若尔盖县巴西乡召开巴西会议
1935年9月12日在甘肃省迭部县俄界(即高吉)召开俄界会议
1935年10月22日在陕西省赤安县吴起镇召开吴起镇会议
1935年9月27日在甘肃省通渭县榜罗镇召开榜罗镇会议
